温：查先生，大家都知道您是《明报》的创始人，也是写武侠小说的大作家，但很少有人知道您年轻时的愿望是做一名外交官。
金：我想做驻外记者的愿望是在抗战的时候产生的，我当时很想周游列国，到全世界去看看。
温：据说1950年时，你曾到新中国的外交部求过职？
金：也不是去求职，当时是外交部有个人邀请我去的。那时候我研究的是国际公法，因为梅汝敖先生和我认识，他是当时东京战犯法庭的大法官。作为外交部的顾问，他到北京时希望有个助手，要我去，我就去了。到了以后我才发现，我将从事的工作不是在外交部，而是在人民外交学会，这和我的理想不一样，我就又回到香港继续我的新闻工作。讲故事，是文学创作的起点。
温：您在香港呆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要选择武侠小说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？
金：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武侠小说。最初，一家报纸需要一篇小说，由于兴趣所在的缘故，我自然而然就写了。中国的武侠小说看了很多，外国类似的武侠小说我也喜欢看，具有冒险性、斗争性的这类小说我都特别感兴趣。
温：您在自己的武侠小说中，构筑了一个具有自己道德、准则的“江湖社会”，这是否是您理想中的社会？
金：这不是我想出来的，以前的小说中就有这样的假设。比如《水浒传》这部小说，它里面描写的环境和人物，如宋江、武松……本身就是“江湖社会”中的故事和人物，当然它也有对一般人民的描写，但主要的，还是对特定的江湖社会的描写。
温：您并不会武打功夫，但您小说中所描写的情景，充分表现出您丰富的想象力和结构布局能力，这种能力您认为是训练出来的，还是天生的？
金：好像是天生的，就像讲故事，我可能会比别人讲得好一点、生动一点。企业家须有经济头脑，文人则可浪漫一点。
温：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文化人。在香港，文化人办报确实很不容易，我想请您谈谈这方面成功的经验。
金：文人本来是写文章的，我是新闻记者出身，但办报纸就变成一个企业家了。做企业家必须要有经济头脑，要学会计算，学会经营，这是跟文人无关的。
温：也正是因为您把“文人”和“企业家”分得清楚，才得以成功？
金：我这个脑筋可以变的。办报的同时我写两种文章，每天写一篇社评：评论政治、经济问题，有关国际政治或是内地、香港、台湾方面的问题；另一篇文章是武侠小说。写的时候两个脑子分开。写武侠小说时不去考虑国际政治问题。
温：您写了三十多年的政论，对很多社会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。这是否也是您办报成功的一个原因？
金：恐怕报纸成功，跟我社论写得成功有关。买我的报纸，他就能看到我的一篇社评，其他的就不需要看了。
温：据说您有非常强的推测能力，您预言的很多事情在若干年后都得到了验证？
金：我比较大胆，反正这报纸是我自己办的我推测错了，也不会有人管我，也没有太大的责任。如果我拿大家的薪水，替人家做事，就不敢这样大胆，推测错了，老板要骂你了：你怎么这样乱写！
温：武侠小说和《明报》这两样东西，都为您带来了声誉和财富，武侠小说在1970年时您说不写就不写了，而《明报》也是说卖掉就卖掉了。您做事总是很决断的？
金：这些事在决定前都详细地考虑过。办报纸，人多、责任很重，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，趁着我精力还好、体力还好、头脑还清醒时，早点把报纸卖掉，让适当的人来继承发展下去，这样比较合适，我应该让出来。关于武侠小说，我自己有个原则，希望不要重复：这样性格的人写过，我希望不要写了，这样的一个故事写了，我希望不要重复。我一共写了15部，很多事情都写过了，很多人物都写过了，再写下去就都重复了，读者就会觉得不好看，我自己也觉得不好看了。也可以这样说吧，已经是“江郎才尽”了，已经没有才能再创造新的故事、新的人物了。对家乡、对祖国的依恋，是我真正的感情。
温：您生长在浙江，在重庆、上海都念过书，后来您又在香港这么多年，对香港的感情，与很多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相比，肯定会有所不同？
金：这种感情是不同的，我真正的感情还是对家乡、对祖国的依恋。所以，我有这样一个想法：老了以后，回到杭州去，死在浙江。
温：能否谈谈您对香港和对故乡的感情有什么不同？
金：香港对我很好，我很多事都是在香港做的，香港给了我很丰厚的回报。我从小时候对香港很欢迎，我现在对香港也很欢迎，我做生意也很成功。我到饭馆里吃饭，很多人见到我都笑嘻嘻的，很开心，有的人会拿本书来请我签名，我觉得这是个对我很温暖的地方。我在香港得到很多东西，我希望能够对她做出回报。所以当年参加了《基本法》的起草工作，现在又做筹备委员会的委员，都是出于这种回报的心理。有人误会，以为我想做官，希望搞政治，其实我这个人的个性不适合做官，因为我不喜欢接受命令。
温：据说当初有意邀请您来参加《基本法》的起草工作时，您曾经犹豫过？
金：这件事1985年开始去做。当时一直犹豫，因为《明报》是个很独立的报纸，对于内地的事情有时候批评、有时候赞美，如果我参加《基本法》起草的话，人家会说：你受了“人大”的委任，但只有赞美，没有批评了，那你就不是很独立、很公正的报纸了。当时犹豫，后来，他们向我解释，这个不是捧场，是为香港服务，希望起草一部很好的法律，为香港今后50年的发展制定一个根据。我在学校是念法律的，在这里又做了几十年的报纸，对香港非常了解，对内地也非常了解。基于这几个条件：了解内地、了解香港、又懂法律，最后就当仁不让了。我也觉得应该出来做这个工作，所以就很热心、很努力地做了。
